德国崛起全靠抄？英国人笑了：不是我们不想管，是国王实在太穷！

德国崛起全靠抄？英国人笑了：不是我们不想管，是国王实在太穷！

19世纪的柏林，有个叫“工业研究所”的地方，气氛相当紧张。你要是溜进去，保准吓一跳。

那展厅里，密密麻麻摆满了各种机器的模型，乍一看还以为是进了什么工业博物馆。但你仔细瞅瞅，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秘密：这里头绝大多数，都是英国货。从纺棉花的到织布的，从处理羊毛到加工丝绸的，只要是英伦三岛上最新的发明，不出几个月，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准会出现在柏林的这个研究所里。

这是什么操作？山寨吗？

不，这是国家级别的“抄作业”。普鲁士政府，就是后来统一德国的那个“扛把子”，正不惜血本地干着这件事。他们派人去英国，看到什么新机器，立马花重金买一台回来。机器一到柏林，立刻被送到工业研究所，一群顶尖的教授和学生围着它拆解、分析、画图，然后火速造出模型，永久存档。

那原件呢？扔了？当然不。政府会把它当成最高荣誉的奖品，送给国内在这个行业里干得最牛的企业家。

更绝的是，研究所里的学生不仅能学到最前沿的技术，还能亲手造机器。工具、材料，政府全包，造出来的机器，你自己带回家。这简直就是工业革命的“黄埔军校”啊！普鲁士人甚至还能青出于蓝，把两项不同的英国专利，完美地缝合到一台新机器上，搞出英国人自己都造不出来的“魔改版”。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普鲁士人太鸡贼了？简直是把英国人的智慧按在地上摩擦。

那么问题来了，英国人是傻吗？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核心技术被人家“像素级”复刻，一点反应都没有？难道他们不懂得技术封锁？

恰恰相反，英国人不但知道，而且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当时一位英国制造商在议会作证时，那口气，简直狂到没边：“让他们学去吧！我们每个人都能自由地用自己的资本、劳动和才能去做对自己最有利的事。运河、铁路，都是我们自己凑钱搞的。在这种自由之下，我们拥有决定性的优势。无论是造机器还是造商品，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对我们形成一丁点的威胁！”

听听，这是何等的自信，或者说是自负。英国人坚信，他们的成功，源于一种叫做“自由放任”的哲学。政府？别来沾边！只要你不来管我，我就能创造奇迹。

一边是国家队下场，手把手地扶持；另一边是民间高手各自为战，野蛮生长。为什么在同一个时代，欧洲最强的两个国家，会走出两条截然相反的路？

这背后，藏着一部几百年的欧洲史。

先说大陆这边。为什么法国、普鲁士这些国家，都得靠政府“喂饭”？一个字：惨。

就拿德意志来说，一场“三十年战争”（1618-1648）打下来，整个国家被打成了废墟，经济、人口、社会秩序全部归零。这种末日景象下，你不指望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带着大家重建家园，还能指望谁？老百姓早就习惯了，有事儿找领主，找国王。这种对权威的依赖，刻在了骨子里。所以，当工业革命的浪潮打过来时，他们的第一反应，还是“找政府”。

法国也差不多。从国王亨利四世开始，法国的制造商就习惯了抱政府大腿。法国大革命一度把这个传统打断了，但很快，拿破仑横空出世，又是他亲自掏钱，亲自推动，才让法国的机器工业重新转动起来。在法国，国家修路、挖运河、补贴工厂，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比如，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大臣让-巴蒂斯特·柯尔贝尔，就推行了一套被称为“柯尔贝尔主义”的重商主义政策，国家几乎掌控了经济的方方面面，这种传统影响深远。

说白了，大陆国家就像是那种从小被父母安排得明明白白的孩子，每一步都得有人领着。

可英国呢？它就是那个“别人家的野孩子”。

英国之所以能走出一条“自由放任”的路，原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不是因为国王多英明，恰恰是因为国王太穷了！

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够牛吧？“日不落帝国”的奠基人之一。可她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30万英镑出头，连维持政府运转都紧巴巴，还得三五年就找议会要一次“救济金”。到了查理一世，更惨，一年收入55万英镑，支出却高达85万，天天活在赤字里。

国王自己都穷得叮当响，拿什么去扶持工业？他想插手，也得有那个本钱啊。所以，英国的海外贸易、殖民扩张，全都是商人们自己组建“股份公司”去搞的，比如大名鼎鼎的东印度公司。国王顶多给个“特许状”，相当于盖个章，一分钱不出。商人们想赚钱，想搞发明，对不起，自己想办法。

就在德意志被战争摧毁，国王成为必需品的同一年，1649年，英国人干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把自己的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这一刀，不仅砍掉了国王的脑袋，也彻底砍断了王权对经济生活的主导。从此以后，英国的权力中心，转移到了议会。那时的议会，就是几百个乡绅地主凑在一起开会，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是减税，是保护自己的财产，是让生意更好做。他们才没兴趣去管工厂里具体的生产流程。

于是，一个奇特的局面出现了：英国政府成了一个“甩手掌柜”，只负责两件事：对外，维持高关税，保证海外市场；对内，啥也别管，让你们自由发展。

更深层次的，还有文化基因。英国当时盛行一种叫“清教主义”的思想。这帮清教徒，个个都是“卷王”。他们认为，你能不能得到上帝的拯救，看你今生今世的表现。而贫穷，就是上帝抛弃你的证明；发财致富，才是上帝赐福的象征。

这下好了，赚钱不仅是为了过好日子，更是为了拿一张通往天堂的门票。这谁顶得住啊？于是，他们拼命工作，疯狂赚钱。但他们又觉得花钱享乐是罪恶，赚来的钱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再投资，扩大生产！

你看，一个完美的资本积累闭环形成了。这种精神，也解释了为什么像詹姆斯·瓦特改良蒸汽机这样的关键发明，背后站着的不是国王，而是像马修·博尔顿这样的私人企业家合伙人。他们靠的是敏锐的商业嗅觉和自筹的资金，而不是政府的拨款。

这种独立、自主、甚至有点反权威的精神，跟着“五月花号”传到了北美，所以美国后来也走了和英国类似的自由市场道路。

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此。17世纪中叶，几乎在同一时间点上，历史在英吉利海峡两岸，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弯。一个走向了国家主导，一个走向了个人奋斗。

到了18世纪，法国还是欧洲最强的工业国，英国只能算老二。可一个世纪后，到了19世纪，情况完全颠倒。英国凭借着“野蛮生长”迸发出的巨大活力，一跃成为“世界工厂”，把所有对手远远甩在身后。

当然，历史不是一成不变的。后来，英国也逐渐认识到完全放任的弊端，开始加强国家干预；而德国、法国，也在国家扶持的基础上，激发出了强大的市场活力。但那几百年间形成的不同“性格”，却深深地烙印在了各自的现代化进程中。

回过头再看柏林那个小小的研究所，你会发现，那不仅仅是在复制几台机器那么简单。那是一个后发国家，面对一个遥遥领先的对手时，用尽全身力气追赶的缩影。而海峡对岸那个看似“佛系”的英国，它的强大，也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源于数百年前，那个又穷又弱的国王，和一群既虔诚又爱财的清教徒，在无意中共同谱写的一段传奇。

历史的岔路口，一次不经意的选择，就可能决定了未来几百年的国运。这，或许才是最令人着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