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悲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局

来源作者：杨宁远，哲学号。

1909年出生于浙江义乌的吴晗，在后世评价中，其形象可被概括为颇具特色的“两截人”。早年，勤勉不辍于书海之中，讲授道义，笔耕不辍，成为学术界励志的楷模；然而，学识渊博之后，步入仕途，却不幸身陷囹圄，名誉扫地，全家惨遭不幸，更遗留下一身欺师灭祖、巴结权贵、篡改历史的恶名。至今让人不齿。

1949年，恰逢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亦标志着吴晗个人命运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点。在这一年前后，他深感“今是而昨非”，仿佛是在与学术领域挥手作别，亦是对往昔师友们的深情告别。

他的昔日导师胡适，在毅然决然踏上南下的航程之际，不禁大发感慨：“吴晗实属可惜，误入歧途。”吴晗听闻此言，颇感不以为然，甚至直言这位曾经的老师思维混乱。然而，仅仅二十年后，吴晗便与妻子一同遭遇不幸，命丧黄泉，临终前更是遭受拔发的酷刑。

十年之后，他的爱女吴小彦亦步其后尘，香消玉殒，年仅22岁。

吴晗的个性缺陷与其命运的悲剧，实际上是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存在的营养不良所引发的严重后果的集中体现。

平心而论，吴晗并非徒有虚名。实际上，他早年便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学术成就斐然，尤其对明史研究有着深厚的造诣。

览其二十岁时所撰《西汉的经济状况》一文，再观其中年时对皇权与绅权所发表之见解，便不难领略，他非凡的资质、过人的聪慧与锐利的洞察力，确是世间难得的杰出人才。

在年仅二十之际，他便自学成才，撰写出了《胡应麟年谱》这样一部文献价值深厚的著作。当胡适得见这部书稿，不禁喜出望外，遂将其收为学生，悉心培养，此中确有深意。彼时，学界普遍对他寄予厚望，顾颉刚更是直言，若吴晗能专心致志地沿着学术道路稳健前行，定能成为明史研究领域的泰山北斗。

吴晗，明史领域的一代宗师，被誉为现代明史研究的先驱与奠基者。他的著作等身，其中《朱元漳传》、《投枪集》、《学习集》、《春天集》、《灯下集》、《吴晗文集》、《吴晗杂文集》、《海瑞罢官》、《海瑞的故事》、《读史札记》等，洋洋洒洒，共计百余种，均为明史研究贡献了宝贵的智慧。

1928年，吴晗踏入北京清华大学的史学系，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至1937年，年仅28岁的他，便被云南大学聘请为文史教授。1940年，他受聘于西南联大，继续教书育人。1943年，吴晗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9年，吴晗投身于接管北大与清华的重任，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长以及历史系主任等职务。他亦出席了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此后，他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的委员，以及第二、三届政协的委员，并担任常务委员、副主席。此外，他还身兼全国青联副主席、秘书长，民盟北京市主任委员，以及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自1949年11月起，吴晗还肩负起北京市副市长的重任。

吴晗、袁震夫妇

遗憾的是，尽管他出身贫寒，对“改变命运”的渴望却异常迫切。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的行为显得过于无节制。为了追求荣华富贵，他不惜欺师灭祖、巴结权贵、篡改历史，无所不用其极。昔日的君子剑，瞬间沦为了小人的典型。随着时局的变幻莫测，他亦随之沉沦，面目全非。

批判性地指出，他一手提拔的恩师胡适，曾有这样的说法：“胡适曾是我的导师，却未曾对我有所赐予。我之所以拥有一些知识，主要得益于自学。”

昔日挚友沈从文身处困境，于博物馆担任扫地工。偶遇吴晗，本欲如往常般握手致意，却径自将目光移开，未予理会。

在章罗问题的处理上，他为了个人前程，不惜动用1948年秋季所秘藏的旧友私信，进行诽谤与陷害，对那些曾经的至交好友造成了极深的伤害。

落井下石行为太多。

更遑论他挖掘皇陵、主导拆除北京城墙、乃至为了迎合史学观点而篡改史实等种种行径，这些行为无不令后人每当提及，便不禁心生愤慨。

更加令人哀叹的是，即便吴晗遭受了如此惨烈至极的命运，由于他的品德瑕疵，历史的尘埃落定后，依旧鲜有人愿意对他表示同情。

据传，在1990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谈及吴晗一家的悲剧，平时不涉世事的钱钟书忽然转向旁边的费孝通，问道：“你还记得吗？1957年‘反右’期间，吴晗对待他人也是同样地冷酷无情。”

吴晗在处理北京的文化教育、学术交流、古籍整理以及文物古迹保护等事务时，其行为有悖于一位历史学家的应有担当。他的一生中，存在四大失误，以下将逐一阐述。

初夏的1953年5月，北京市悄然开启了拆除牌楼的筹备工作，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针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运动在首都范围内逐渐展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肩负起了向公众阐释拆除工作的重任。

为拯救这座四朝古都中唯一尚存完好的牌楼街，免受政治风波的破坏，林徽因的配偶、我国知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梁林夫妇

梁思成因吴晗的言论而情绪激动，现场泪流满面。不久之后，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的邀请下，文物界的知名人士齐聚欧美同学会举办聚餐。在此场合，林徽因与吴晗亦上演了一场直面交锋。

同济大学的陈从周教授回忆起：“她（林徽因）指向吴晗的鼻尖，声色俱厉地指责。尽管彼时她的肺病已至重症，声喉亦失往日之响亮，但那份神情与周遭氛围之中，每一句都饱含着深沉的情感。”

今日，牌楼已随文化浩劫一同消逝无踪，然而，林徽因当年的怒吼之声，定将永驻于每一位秉持良知与热血的中国学者心间。

实则，这不过是一场林徽因与吴晗之间直面而起的剧烈争执。在此之前，她的夫君梁思成因力主保护北京古城，已与北京市政府官方发生过多次正面交锋。

在王军记者撰写的《城记》一书中，详尽揭示了围绕“拆除牌楼”议题的争议及其背后的动机。1952年5月，北京城内开始筹备这一举措。公安局交通管理处提出，街上的牌楼阻碍了交通，甚至成为了交通事故频发的主因。当年，文津街上的北京图书馆门前便发生了一起惨重的车祸，这起事件迅速将“拆除牌楼”议题提上了日程。

1953年7月4日，我国政府作出决定，同意拆毁交民巷内的两座牌楼。对于帝王庙牌楼，文物部门提出建议，认为其最佳方案为保留原址，或选择他处重建。同年8月20日，吴晗同志主持召开了会议，议题聚焦于北京地区文物建筑的保护与发展。

郑振铎曾言：“若需拆除任何牌楼，务必提前与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取得沟通，并由中央作出决策。在此过程中，切勿采取任何粗暴的行为。”

然而，吴晗巧妙地表达道：“涉及全国性的问题，应向中央寻求决策。”

林徽因的立场坚定而明确，她对拆除文物的行为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保护文物与新建建筑并非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北京的九座城门布局对称，若加以破坏，便无法维持其原有的根基。”

梁思成曾指出，北京古城街道上的城门、牌楼与牌坊共同构筑了其独有的风貌，这正与西方城市街景中的雕塑、凯旋门和方尖碑相映成趣。我们可通过合理规划，如设置交通环岛等手段，对这些历史遗迹进行妥善保护。

“北京拆除牌楼，城门破洞，竟也让人哭泣。这已不仅仅是文化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毛泽东当时曾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以后从这个地方望出去，要看到到处都是烟囱。”基于这样的建设思路，彭真曾提出，“天安门可以拆了建国务院大楼，给封建落后的东西以有力一击。”

拆与不拆，早已超越建筑层面的考量，演变成一个深刻的政治议题。

这昭示着，梁、林在这场“战斗”中注定要遭遇失败。

自1954年伊始，北京牌楼陆续步入被拆除的行列。昔日北京内城所拥有的九座城门，如今仅剩正阳门城楼与箭楼、德胜门箭楼幸存；而北京外城曾经矗立的七座城门，早已荡然无存。到了1969年，内城城墙亦被彻底拆除。

西直门拆于1969年。

林徽因，作为我国首位女性建筑学家，在中共国家的诸多重要设计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不仅参与了国徽的精心设计，还负责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纹饰及花圈浮雕的创作；在1952年，她还投身于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饰设计工作中。

病重的林徽因曾绝望地追问：“为何我们如此细心地将破碎的砖瓦保存在博物馆的展柜中，却将完整无瑕、举世无双的历史建筑拆毁得毫无痕迹？”笼罩在抑郁的阴霾之下，林徽因逐渐对药物治疗产生了抵触。那一年，1955年4月，她因肺病的困扰离世，生命的火花过早地熄灭，年仅51岁。

半个世纪后，林徽因女士离世，北京城着手重建中轴线上的永定门，旨在重现古都的风采。据悉，每年的投资额高达1.2亿元。拆除的永定门如今得以重现，然而，某种程度上，或许正如林徽因所言，“这充其量也不过是仿古的赝品”。

吴晗丧失了文人应有的气节，沦为政治的附和者。

其次，在整风反右运动期间，他被誉为“反右”的英勇战士，充当了积极的先锋角色。

1957年6月11日，在吴晗的领导之下，民盟的《光明日报》支部果断地召开了针对储安平的批判会议。在会上，吴晗语气严厉地指出：“往昔国民党确实存在着‘党天下’的现象，而如今储安平竟将此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这不仅是对事实的曲解，更是恶意的诽谤。”他还指出，储安平之所以敢于如此放肆，背后必有支持者。他强烈要求《光明日报》的全体盟员与储安平在思想上明确划清界限。

储安平

钱钟书先生在数十年后对费孝通提及，“你还记得吗？1957年‘反右’运动时，吴晗对待他人也是同样地冷酷无情。”

“他们这一群，无疑是人民最凶恶的敌人！”

他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其激昂的调子令人瞩目。

章伯钧、沈钧儒、罗隆基

据李辉在《碑石》一书中透露，一位曾与吴晗同事的文人，屡次向他表达了对吴晗的不满之情。吴晗的坚定斗争精神，反遭误解，被错划为右派，蒙受不白之冤，在漫长的人生征途中，历经了长达二十年的坎坷与磨难。罗隆基于1965年离世，章伯钧则在1969年告别了人世，而储安平的生死至今仍是个谜。李辉指出，在“反右”运动期间，遭受吴晗激烈“控诉”而心灵受到重创的，远不止一人。

正得益于他在运动场上的卓越表现，该年度他顺利荣获了入党资格。

第三，正是在他的精心主持下，我们成功挖掘了闻名遐迩的明十三陵中的定陵。

定陵

1935年夏，清华园古月堂。

历史系学生夏鼐，即将前往河南安阳殷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他与同学吴晗漫步在绿意盎然的草地上，畅谈各自未来的志向。夏鼐好奇地询问吴晗，若由他来决定，他将挖掘哪处古迹留校任教？

“当然要挖掘明十三陵。”

相视一笑，握手别。

谁也没有料到，二十年后，那场看似微不足道的闲谈竟演变为现实，进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1955年10月4日的清晨，政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静静平铺着一份刚刚送达的文件。

请示报告：发掘明长陵

政务院：

在社会主义建设硕果累累的当下，我国文化事业亦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为进一步强化与丰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我们恳请对十三陵中明朝开国皇帝朱棣的长陵开展考古发掘。

封建时代的帝王，其陵墓之中往往陪葬着丰富的殉葬品。朱棣，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之子，其在位期间将都城迁至北京，长陵成为十三陵的首座，其陪葬品或许亦较其他陵墓更为丰盛。通过对长陵的考古发掘，我们可以以真实的历史案例与实物为证，深入挖掘历史奥秘，并借助这些文物，进一步拓宽对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研究，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

在陵墓被发现之后，我们依据原址建立了博物馆，并对出土的文物进行了精心整理与展示。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博物馆旨在对广大民众进行阶级教育，帮助他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反动与丑恶，同时激发对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深厚热爱。此举亦丰富了首都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当否，请批示。

郭沫若、沈雁冰、吴晗、邓拓、范文澜、张苏，这六位均为我国近现代史上的杰出人物，他们以其卓越的才华和崇高的品质，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和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5年10月3日

习仲勋看罢报告，觉得事关重大，立即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消息迅速传遍，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均感震惊。及至获悉报告的倡议者竟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二人便急速前来劝诫，期望其撤回报告，由此引发了一场争执。

“出土文物作为最真实的历史见证，自我们发掘长陵以来，便可通过明成祖的陪葬器物，深入挖掘明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历史真相。此外，对出土文物进行系统整理，就地设立博物馆，旨在向首都人民普及历史唯物主义知识，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

郑振铎听闻吴晗的讲述后，便迫不及待地从座椅上起身，激动地言道：

“当前，我国考古技术尚不足以应对如此规模的陵墓挖掘任务。在古物的保护与修复技术上，也存在着不足。面对这样一座规模浩大的陵墓的发掘以及出土文物的保存，即便是技术先进的国际同行，亦会感到棘手不已……”

郑振铎话音未落，吴晗便反驳道：“全国自解放已有五六载，既有资深的考古专家，亦有一批新近培养的大学生，人力与物力均已具备，足以应对这一宏伟的工程。”

夏鼐目睹二人僵持不下，便适时伸出援手，协助郑振铎。他起初不动声色地凝视着面前的这位同乡兼同学，随即便以幽默的口吻说道：

“吴老，目前全国正处于大规模基本建设的高潮，考古专业人才短缺问题日益凸显。今天西北地区告急，明日东南地区又现困境，我们的人员已经全部投入其中，即便如此，面对基建的需求也显得力不从心，更遑论主动发掘皇陵了。此外，出土的文物还需妥善保存与修复，相关领域的人才更是匮乏。您应当从全国考古工作的全局性和紧迫性出发来审慎考虑，不宜仅从明史专家的立场来规划发掘任务。老友啊，您不再是昔日的清华园中的吴晗教授了。”

……整个下午，争执依旧没有结论。对于主管北京市文化教育的副市长吴晗而言，一旦下定决心，便鲜有外力能够使其动摇。

郑振铎、夏鼐离去之后，吴晗忧虑风云变幻，遂即刻联络郭沫若、邓拓等至交好友，通过各式途径在中央领导人面前，加紧了对发掘长陵这一事件重大意义的宣传与推动。

在此期间，郑、夏二人亦通过间接途径向中央表达了对长陵发掘的不同见解。双方均将期望寄托于周恩来总理的决策之上。五日过后，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已做出最终裁决，并在报告上亲自签署了意见。

巨人的抉择，为中国的考古事业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这一页上，亦将记录下众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故事。

1955年12月初，在吴晗的竭力推动下，正式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逐步展开，考古团队接连遭遇了重重难题，始终未能寻找到明长陵地宫的入口。

最终，鉴于明长陵的考古挖掘工作不得不暂时搁置，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与论证，终于将考古发掘的重点转向了明神宗朱翊钧的定陵。

定陵已发掘，地下宫殿对外开放。

在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揭开孝靖王皇后的棺木之际，触碰到她的遗体，他不禁吓得身体一颤，仓促逃离。他惊呼道：“令人难以置信，遗体并未腐朽，甚至还能感受到肌肤的弹力。”

待我重返现场，方才确信那不过是衣衫。随后，新鲜空气涌进棺木，尸体与衣物迅速氧化，开始腐朽。

在揭开明定陵棺盖的刹那，考古专家郑振铎迅速审视了棺内的情形。

从历史文物保护的视角审视，这无疑是一场规模浩大的人为破坏，令人深感痛心。鉴于当时的考古条件，我们根本无力承担如此规模的考古挖掘与文物保管的艰巨任务。

万历帝的定陵地宫一经开启，昔日的皇帝便化作了一副骨骼。

从这个角度审视，明定陵的考古挖掘堪称一次失败的尝试，留下了诸多遗憾和深刻的教训。因此，自此之后，我国政府未曾再批准任何针对皇帝陵墓的考古发掘计划。

“若当时我能预见今日之景，或许……”

逝去的时光无法重返。此刻，他所能感受到的，唯有切肤的悲愤与无尽的懊悔……

第四，是他的《海瑞罢官》。

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

1958年，毛泽东观赏了湘剧《生死牌》，剧中一位角色的出现引起了他的特别关注，此人乃明代名臣海瑞。为此，他特地查阅了《明史》一书，对那位敢于直言进谏、忠诚不渝的海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为何毛泽东再度倡导对《海瑞罢官》进行批判？解答此问题并不复杂。1959年4月，在上海会议上，毛泽东便提出了这一主张。倡导弘扬海瑞精神，旨在激励党内高层干部勇于为党的事业发声，摒弃畏首畏尾的心态。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他明确指出，他所倡导的是“左派”的海瑞形象，而非“右派”的海瑞。

毛泽东当时提出。当前党内氛围欠佳，夸大其词、言过其实的现象屡见不鲜。我们亟需选拔一些勇于对我们党内部提出批评建议的人才。他提及历史，提到海瑞敢于直言，甚至敢于斥责皇帝，不禁感叹，为何我们的党员们都不及这位历史人物的一半勇气呢？因此，有人提议请一位作家执笔，他随即提出便去找那位专攻明代历史的学者，于是便找到了吴晗。就这样，吴晗担负起撰写海瑞传记的重任。

在胡乔木的提议下，吴晗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题为《海瑞骂皇帝》的精彩文章。此后，他又陆续推出了《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以及《论海瑞》等一系列作品。

京剧名伶马连良在观阅吴晗所著的《论海瑞》一作之后，特地拜访了吴晗，恳请他为海瑞这一角色创作一部戏剧作品。经过深思熟虑，吴晗最终决定打破常规，毅然“破例而作”。

马连良，被誉为当世四大须生之一，而“四大须生”即指“谭言麒马”中的谭富英、言菊朋、麒麟童（周信芳）以及马连良。

吴晗日复一日地熬夜至深夜，下班归家后稍作休息，便又投入到工作中，直至凌晨四点。

历经将近一年的辛勤笔耕与反复打磨，剧本终告完成。1961年11月，京剧《海瑞罢官》隆重公演，一时间好评如潮，赞誉之声不绝于耳。

毛泽东曾邀请扮演海瑞的马连良至家中共进晚餐，并对其精湛的表演予以高度赞誉。陶醉在赞誉之词中的吴晗尚不知晓，他的命运将因这出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62年之际，江青便与四位部长及副部长进行了交谈，旨在对《海瑞罢官》一书进行批判。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前来拜访吴晗，并对他表示，外界有传言称其《海瑞罢官》有所影射，吴晗坚称并无此事。周总理闻言，便指示他撰写一份报告，以阐明真相。

“我是否可以为你调换一个岗位？你之前不是一直渴望从事学术研究吗？不妨重返社科院，那里能让你更好地施展才华，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

“是啊，是啊，确实如此，我此前也正是这般想法。”

吴晗对此事一无所知，依旧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与此同时，一场针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浪潮正在暗中悄然酝酿。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其中直言《海瑞罢官》非但不是一朵芬芳的香花，反而是一株有害的大毒草。姚文元的这篇文章犹如投石入水，激起了层层波澜。

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吴晗随之沦为阶下囚。上海名角周信芳因出演“海瑞上疏”亦遭受了不幸的命运。马连良在1966年12月16日，面对批斗和抄家的压力，选择了以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吴晗于1969年10月11日，在监狱中离世。而周信芳也于1975年在上海与世长辞。

客观而言，吴晗的品行并非不堪，但他的性格缺陷与郭鼎堂有相似之处，主要表现为急功近利、投机取巧和势利眼。最显著的失误，或许是他缺乏自知之明而投身官场。对于仕途，他或许抱有极大的向往，但实际上并不擅长此道。

提及过往文人投身政坛的，又有几人能善终？品读吴晗的诸多篇章，不禁对他智慧钦佩，却也常感无奈。常言道，读史明智，然而观他晚年荒唐之行，不禁令人质疑，他那满柜的史书，是否真的都化为智慧了呢？

即便吴晗存有文辞粗陋之弊，他依旧是我们应当永远缅怀的。纵然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已然逝去，但一个经典的反面典型，其警示意义，无疑胜过任何榜样英雄。

吴晗、袁震和家人